当然,从安东内部来说,统治阶级对下层百姓的剥削与压榨也是日趋严重的,这种趋势,甚至比帝国内部还要明显。毕竟从安东王刘文渊开始,就在为国家的强大从各阶级抽血,而这份压力层层下沉,最终还是会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若不是黑麦的引进与成功铺开,以刘文渊军国化的统治,安东早就出问题了。但即便如此,安东内部的阶级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刘煦统治时,也要尖锐得多,在内政治理、阴阳调和的能力上,刘文渊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但就是这样,安东国这两百多万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够比的。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安东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汉族,其他蛮夷部族,也有长久的驯化,宗教信仰上也没有那种非我即敌的矛盾。
当然,在刘文渊时代,安东国对关内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着一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总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过大多需要践踏道德底线与法律准绳。而在南洋航线上不绝如缕的那桩黑色买卖,安东国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离较近,风险更低,很多从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终目的地就是安东国,而安东官府,在这方面也并不吝啬。此番,安东事发,也正因这项产业。
而通往安东的路线,也有许多,海运、河运、陆运,可谓渠道众多,条条直通。不过,曾会这个安东国的“扫把星”,从率宾府开始,就着力打击此事,等他掌握辽东道,对边境地带进行一系列严厉整顿与打击后,通往安东的黑色产业方才消沉下来。即便宗藩大会后,从朝廷上层放宽了移民限制,但辽东道这边,始终执行着曾会的高压政策。
这也导致安东国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长上,几乎陷入停滞,因此,过去的这些年,对曾会深恶痛绝的除了安东国那边之外,就是游弋在安东、辽东边界那些从事黑灰产业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对堂堂封疆的刺杀行动都搞过,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会以近古稀之高龄在辽东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对曾会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着他高升到京城去当宰相
不过,安东“移民生意”事发,却不在辽东,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时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将事情捅了出来,直达天听。
首先,夏竦在津海关逮捕了十几名大大小从事“劳力输出”的商人,经过拷问,一条打着“移民”旗号,而实际进行人口买卖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纱,将其黑恶的真相暴露出来。
夏竦除了将案件侦办经过,详详细细地禀报之外,还绪激切、措辞严厉的谏章,尽陈人口买卖于国于民之大弊,请求朝廷严加整饬,天地一片澄清,还黎民一个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钦若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几年湖北持续的水灾中,因赈救得力受到提拔,累进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个大事情。
关于“移民生意”的问题,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该严厉谴责与打压的。而哪怕从统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对朝廷中枢来说,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国人口的膨胀与爆发,的确在“活人”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以来,土地都是国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财富,毕竟是指着活命的根本的东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劳力的经营与耕耘,方能产生财富。而这一切,最终还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壮年上。虽然帝国在税制的改革上,基本实现了以土地作为纳税依据,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经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税务的收取上,仍旧免不了“以人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发上。
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视,朝廷需要的产出、税收与徭役,都需要黎民的双手来创造。
哪怕是那些权贵与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样是有觉悟的,民力即财力,哪怕为了他们拥有的千顷良田、万亩沃土,哪怕为了当人上人,为了足够的下民给他们剥削,都不可能对帝国人口的流失熟视无睹。严格地讲,这涉及到阶级利益,这也是帝国权贵、地主阶级与海外封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人口输出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从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国策,别的不提,大汉帝室在这方面为海陆封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绝不亏欠他们;
二则是,在世祖的推动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国内部掌握巨大影响力的权贵一起“下海”了,他们在海内外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相比于这二者,围绕着人口生意而诞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也很难通过从中获取的暴利来影响到帝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决议,顶多将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权钱交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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