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日积月累下，人口流失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弊，尤其是从事“劳务输出”贸易的黑色产业，这已经成为寄生在帝国庞大躯体上的一颗毒瘤。
宗藩大会后这两三年间，有朝廷新约与国策作为指导，干这个行当的商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被拉拢腐蚀的权贵也更多了。朝中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一些地方官府，则已经行动起来，但没有强权推动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著。
而对于这些问题，自皇帝刘文济以下，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没有察觉，未必没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着多重的顾虑。
夏竦做的，就是将此事彻底捅了出来，让其再无遮掩，让朝廷别无选择。当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恶劣性质与结果，夏竦还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到了朝廷的台面上。
根据那些商人的供述，他们是专跑安东路线的，同时，据他们所说，二十年间，从大汉各地往安东国输送的人口绝对不下二十万，他们在其中，只占部分。
同时，安东国那边的交易对象，也一一浮出水面，不乏安东高层的权贵家族。更令人惊骇的，是安东官府那边，“竟然”有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同样也拉出了一串的安东官僚，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安东国啊，吃相太难看了！安东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对于安东，朝廷高层有一大批人，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充满了忌惮与防备。这其中，除了基于帝国安全与稳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嫡长之争”有关。
太宗刘旸与秦王刘煦这两脉之间，虽然从未爆发过正式的关于帝位的斗争，但在暗处，这种角力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事情。
到了刘文济、刘文渊他们这一代，显然也延续了下来，并且安东王刘文渊三十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动作都是不加掩饰的。
而朝廷对安东，又何尝没有防备与制约，从太宗时起，其余封国在帝国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独刘煦的秦王爵位已经旁落几十年了。
至于刘文济对曾会的大力提拔与任用，更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了，双方之间，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并且，随着安东国的羽翼丰满，而愈显尖锐。
当夏竦借“移民案”把安东国扯出来，树为靶子的时候，朝廷内部那些早就看安东不顺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们，又怎能不瞄准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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