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第二十三章(2/2)

，才能彰显出我的爱国情怀？我的才艺可不在于想办法如何体面地自杀。”一般来讲，安维赫民众都会把宽公视为最可耻的叛国者，因为宽公不仅批评安维赫皇帝，更愿意批评植根在他们普通人心中的罪恶，而且是以一种“高高在上，令人生厌的姿态”。这些人认为，宽公有意识的丑化了自己的国民，破坏了他们安维赫人的自信心。为此，他们，即使政府偶尔松动了这一政策，民众也会胁迫政府继续追缴宽公的图书。

幸运的是，面对宽公无情甚至略微激动的批评，特朗西特斯人并没有以一种荒唐的姿态回应，普通民众要么从未在意宽公的话——在一个奇异言论充斥的社会里，人民很自然变得对各种各样的话充满抵抗力——要么便天真地认为，宽公是在为他们着想，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改变的更好；即使是在反对派中间，他们也只是用平等的手段与宽公的言论进行竞争。而对统治者来说，他们也明白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明白维护统治最方便、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站在自由和正义一方——即使他们本身并不信任它。假若批评当权者的人都会被归纳到国家和民族的败类中去，就如同瓦伦丁尼安等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当权者和其属下顽固的子民其实才是最容易遭害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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