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七团的第二营由七十八师二三三团和二三四团的四个连组成。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政治处主任崔田民、副主任谭甫仁。
六八七团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由七十三师的三大领导机关保持原建制组成。
部队由师降为团，师政治部降为团政训处（后恢复为政治处），政治部的科降为股，设立组织股、锄奸宣传股、敌工股。
没有设股的部门只有一名干事。比如青年干事、民运干事等等。
政治处的人员大为减少，师宣传队也由近三十来人减至五人，成为团宣传队。
队长屈振，队员有焦延、焦保、岳文和张庆林。
宣传队的其他人除了谢林和孙乾调给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当警卫员（此二人在“张兰事件”时，被裹胁叛逃了）外，余下的人都调往延安重新分配工作，其中就有张庆林的老乡李玉和。
宣传队调整完毕后，队长屈振对张庆林说：
“组织决定将你留下来，主要是因为你聪明好学，舞跳得好。将来宣传队扩大时，由你作为骨干，再成立舞蹈组。也因为你长的漂亮，大家都喜欢你，将来一定是个英俊小伙子，肯定有不少女孩子喜欢你。你好好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会有前途的。”
改编过程中最大的和最难做的是思想工作。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抗日就抗日呗，为什么要红军改名，为什么要把八角红五星军帽换成国民党的军帽，戴上青天白日？
更想不通的是还要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他妈的，蒋该死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大坏蛋，他杀了我们红军多少人，杀了多少工人和农民？他逼着我们红军离开南方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尽了苦头，受了大损失。蒋该死一贯不抵抗，卖国求荣，是一个大卖国贼，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们”？
还有的说：
“我们穿了多年的红军军装，戴了多年八角红五星帽。红五星代表着革命，代表着我们向往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心和红五星一样，是红色的，难道还要我们戴上青天白日，放弃革命吗？”
还有的说：
“穿上红军军装，戴上红五星，仍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不照样打日本鬼子吗？保管还能得到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呢”。
这些想法在宣传队同样存在着。不过宣传队员们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来又宣传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五大要求和四大保证”，队员们懂得红军所以要改名，要戴青天白日，就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因此，经过领导做思想工作，很快就想通了。因为宣传队缩编，这段时间没有下连队做宣传工作。绝大部分干部战士经过说服教育，思想上也都通了，即便不通，红军战士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铁的纪律。大家相信党中央，相信主席，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主席的命令，红军改编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宣传队最难过的是大部分同志要调往延安。无论是走的还是留的都是依依不舍，尤其是去延安的同志们。他们不愿离开这支英雄部队，他们多么希望留下来和战友们一同奔赴抗日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张庆林的老乡李玉和拉着他的手说：
“你能留下来和战友们一同上前线打日本，你太走运了。我祝贺你啊。小胖子，我们要分手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如果你以后能回老家，请你一定到我们村看看我家的人，如果我能回去，我也一定到你们村看看你的妈妈，看看你的家”。
经过紧张的工作，在短短的几天里，七十三师全体指战员深入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师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号召全师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壮大人民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
全师上下，穿上了国民党军装，脱下了八角帽，取下了红五星，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子，换上了青天白日帽徽，从外表上看，成了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军队，只是没有佩带军衔，当官的没有系武装带。
一天早上，张庆林从供给处领来了新发的国民党军队式样的军装，因为他个子小，没有更小号的军装，给他发的衣服显得大了些，穿在身上很不合体，有些咣当，觉得很别扭。
张庆林非常留恋的脱下八角帽，取下红五星，然后戴上白军的军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为了留个纪念，他把八角帽和红五星悄悄地藏在背包里。
8月22日，天空稍有浮云，气候已不那么热了。
这天下午，三四四旅在三原桥底镇隆重举行誓师大会。旅长徐大将作报告。他号召全旅指战员，保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红军的优良本色，永远听从党的指挥，红军战士要红在心里，红在骨头里。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声令下，立刻开赴抗日的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全旅指战员在旅首长的带领下，庄严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妻姐妹，烧我庄稼房屋，毁我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