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明初名臣。耿直敢言，弹劾不避权贵，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当时官吏有罪，凡处笞刑以上者皆谪屯凤阳，韩宜可上疏抗争，认为官吏有罪，当按情节轻重分别治罪，不宜一概谪屯凤阳。曾奉命撰写祭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皆合旨意，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后因事被谪云南。建文帝即位，起用为云南参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于官。
韩宜可，为官清廉，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地方官，后来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虽然只是个正七品的小官，却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并且提出一些建议。当时丞相胡惟庸恃功怙宠，飞扬跋扈，其他大臣对此也心知肚明，却因惧怕胡惟庸的权势，没人敢上书弹劾。韩宜可得知此情况后，连连上书明太祖朱元璋，并列举了胡惟庸的一些罪行，希望以此将他弹劾，同僚都非常佩服他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但也认为他这次必死无疑，居然敢得罪丞相胡惟庸。
果不其然，胡惟庸没有受到惩罚，而韩宜可却被锦衣卫打入大牢，差点被判处死刑，幸亏朱元璋认为韩宜可是个不错的官员，在不久后，就下令将他释放，并官复原职。按照常理来说，吃过苦头的韩宜可应该有所收敛，变得稍微有些圆滑，但他的接下来的事迹更让人瞠目结舌。当时朝廷抓了一批犯人，本来打算送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去修建宫殿，韩宜可却上书阻止，并觉得这些人当中肯定会被冤枉的。
本来此事已经得到皇帝朱元璋的批准，满朝文武没一个敢有异议，唯独韩宜可特立独行，同僚们都为他捏把汗。结果，朱元璋听从了韩宜可的建议，对这些人重新审判，果然审出了不少冤假错案，从此对他更加器重。后来，朱元璋认为韩宜可劳苦功高，就准备将一名犯罪官员的妻女赏赐给他，以表示对他功劳的肯定。韩宜可果断拒绝，并且说道：“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
听了韩宜可的话，明太祖朱元璋相当高兴，并且称赞道：“一般大臣受赏，无不欣然接受，今韩宜可不为女色赏赐所动，真是清正肱股之臣啊！”有一次，别人诬陷韩宜可生活奢侈，朱元璋就选择了微服私访，亲自到他家一看究竟。来到韩宜可家后，看到一家人挤在几间破房子里，且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很破。朱元璋微笑着问道：“老韩啊，你是不是偷偷把钱藏起来了？”韩宜可立马将家里了的箱子都拿出来，当场倒空给皇上检查，并且说道：“微臣从不藏钱，也没有钱可藏。”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极力地称赞了韩宜可的廉洁，并且不许有人再因此事诬陷他，否则定当严惩。另外，朱元璋还说道：“处世为官，应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利天为利，利民为利才是啊!”纵观洪武年间的那些大臣，敢怒怼朱元璋的寥寥无几，敢于直谏却能屹立不倒的，更是屈指可数，而韩宜可则是其中一位。
这番英姿飒爽，不但当时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好些人说起韩宜可，都称赞他胆大包天，敢惹权贵骂重臣，但如果仅这么说韩宜可，只能说后世那些言官同行们，不过学了个皮毛，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的敢骂，而是他的讲原则。因为韩宜可人生中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骂的多厉害，却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始终一心为国，铁骨铮铮。
生活中的韩宜可是一位十分温和淡定的人，就算下了牢狱，都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也像没事人似的，把看守都震傻，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他这里都丝毫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说事。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就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要这些苦主驳斥，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因此他“以锄奸显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以至于朱元璋再次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后的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
韩宜可也写了不少好文章后，终于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省的二号人物。在这个新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以《献征录》里的说法，到任之后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更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业绩。但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还是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临安建水县充军。
至于这场风波的原因，在正史记录中绝口不提。地方志的说法，则是五花八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