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明一边陪着袁绍讨论梁山往事，一边旁敲侧击地试探袁绍的性格，才发现曹操所言的“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绝对不假。
袁绍内心深处依旧一副纨绔思维，如同一个孩童一样，虽然也算聪慧，但性格上的缺陷注定了他作为一方诸侯的必定失败。
见识短浅还在其次，袁绍最大的缺点便是行事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心意，不懂得妥协的袁绍绝对不是明君之选，这一点在他未来与曹操的交战之中也可看出。
项明通过与袁绍的交谈得知，宋江并非没有对袁绍进行过试探，但袁绍何等心高气傲，怎会专心聆听宋江的诉求，故而，直到袁绍离开，也不知道宋江如此对他的真正用意。
并非是袁绍想不到，而是他不愿想，态度无疑比无能还要可怕，因此，袁绍便对项明的未来构不成威胁。
项明原以为袁绍好歹在历史上也是虎踞北方的霸主，虽不能说和曹操五五对半，也是一方豪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
而直到真正与袁绍面对面相见交谈，项明才知道袁绍的失败乃是必然的，他的一时强盛，大多是因为袁家近百年来的雄厚积累。
相比之下，嬴政可以用大秦的积累横扫六国，袁家虽然在资源上不必当年秦国，可名声上却远远胜出，但凡袁绍能够改改自己刚愎自用的性格，也不至于被曹操一战而击溃。
知晓了这一点，项明原本对袁绍的一点戒备顿时烟消云散，开心地同袁绍饮酒聊天，待得宾主尽欢之后，起身告辞。
这一次拜访袁府，目的已然达到，招安宋江一事甚至不用从袁绍手中抢夺，因为袁绍完全就不知此事。
项明也不是没有想过宋江可能告知其他人招安之事，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可能性不大。
一是和袁绍一同被俘的人身份比不上袁绍，在天子面前话语权不大，陶谦倒是有资格上疏天子，可他毕竟是一州刺史，以如此羞耻的方式战败梁山，想必陶谦也抹不开颜面替宋江写这封奏折。
宋江此时，很大概率是想要寻找机会前来雒阳，至少要找到能在天子面前说得上话之人，最次也必然是三公九卿之一。
但此时大汉南北风雨飘摇，雒阳戒备更是森严，宋江绝对找不到机会前往，所以，招安一事必定会暂时耽搁下来。
想到此处，项明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对宋江的招安一事，看来还是要落在自己头上，不过，正如此前所想的那样，此事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所以，项明需要等待。
幸运的是，项明完全不缺时间，他回到颂风阁之后，在整理修改《农典》一些纰漏的同时，便开始着手书写《商典》。
相比于农事，后世的商业模式就算是寻常百姓也有所了解，商是一种古老的交换物品的方式，无论是以物易物还是以钱易物都是社会文明得以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商典》的编纂被项明放在第二位。
《商典》的编纂显然要比《农典》轻松许多，这个时代的商业模式是极为简单的，项明也没有必要特意拿出时间去请教商人，他直接将后世的商业模式进行规整，梳理利弊，总结规律。
商发展到后世，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资本控制国家，便是资本社会，另一种便是国家控制资本。
《商典》的涵盖是极为广泛的，项明直接以后世发展极为成熟的两套体系为骨架，渐渐向里面填充一些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比如商会制度，比如钱庄，比如纸币交子，再比如盐铁税收……
《商典》内容虽多，但项明写得颇为流畅，几乎是想到一茬写一茬，只用了一个夏天的功夫，便将这卷《商典》基本完成。
说是基本完成，其实项明只完成了最易于实行的一部分罢了，无论《农典》还是《商典》，其中涉及到的税收，法制，赏罚等与项明计划中《法典》相结合的部分还未做诠释。
因为在项明心中，法并非是他一人提出便可行的制度，这些都需要通过实践和多人讨论才能最终敲定结果，项明也不必急于一时，等到他管理地方的时候，这些问题自然会随着人才的流入迎刃而解。
无论是士农工商其中的任何行业，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制作为限制，士无法则贪官横行；农无法则田地不均；工无法则器不利人；商无法则资本乱国。
故此项明将《法典》放在计划的最后一步，如今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而大汉的战事依然胶着，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战争之所以没有将大汉拖垮，是因为这两年确实是大收之年，加上刘宏强加一半成战税，因此汉军的资源粮草还算充沛。
荆州战场依旧毫无进展，李闯背后的谋者在与曹操的对峙中迅速成长，与曹操数十次交锋互有胜负，曹操也呈表上书，请求天子派出援兵增援，并附上了这名谋者的姓名——王猛。
在奏折中，曹操言道王猛军略不输于己，加上敌军拥有着地利之优，虽可维持不败，但若是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
刘宏虽然恼怒，但也知道曹操并没有弄虚作假，王猛此人的确是有资格将曹操拖在荆州的贤才，刘宏感叹人才他去的同时，却对曹操的请求表示无可奈何，因为，相比荆州战场的对峙，幽州战场却算得上是极度吃紧，堪比黄巾乱起之时。
按理说，何进的到来应该是压倒李密的最后一根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