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室外不时传来若有若无的步履声，病人沉睡中的鼾声，还有时不时出现的尖厉的嘶吼声，仿佛没有这声音就不能表明这里是精神病院。
一根透明的细胶管将我和输液瓶连在一起。滴液慢慢腾腾，嘀嘀嗒嗒，而我此刻却非常焦躁，完全可以用如卧针毡来形容。一枚微小到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矩形电子芯片诡异地埋在我的后脑勺，就压在比发丝还细一千倍的脑神经上，不停地阻断神经元之间的脑电波传输，破坏我的脑组织功能，让我的记忆无法回到重前，而且它随时有可能永久性破坏我的大脑，令我无法记起任何事物。它的体积比针尖还要小10倍，只有0.1微米，可我却感觉它像一颗浓缩炸弹，随时会将我的脑袋轰成千万个碎片，教我恐惧到极点。
病床左侧的墙上挂着一只钟，我一侧头就能看见它的钟摆在嘀嗒嘀嗒地左右摇摆，好像在告诫我危险正在无限迫近，时间所剩无几。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几乎就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看着液体在身体上方慢慢悠悠地滑行，有几次我都觉得它根本就没有走，但我又理智地告试自己不能鲁莽地拔掉它，这只是一种错觉。
我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焦灼的情绪，可我必须把这个诡异地东西取出来，我只能等那个医生信守自己的承诺，向我伸出援手。如果她要钱，我就把我的工资卡全部给她，上面有七千多元，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在钱的方面我总是很节约，却又总是大大咧咧，也许这种习惯还是让我花了不少冤枉钱，以致剩下的这点钱根本不够手术费，但它已经是我的全部。
我在这世上找不到可以借钱举债的人，我是一个孤儿。这孤立无援的处境让我开始诅咒自己的命运。他妈的你要我怎么样。你这狗日的，有本事你痛快一点，让这一切快点结束，让我一命呜呼算了。
我转念又想。要是那幅画还在就好了。那玩艺儿值很多钱，我可以告诉范医生，给她打一张欠条，向她承诺一定连本带息如数奉还。也许，看在钱的份上，她会快一点帮我消除痛苦，而不是在这里磨洋工，让我担惊受怕。
……
液体还在一丁点一丁点地滴，丝毫不为外界所动。我的脑子一刻不停地转动着，无论怎么都停不下来。室外仍然时不时传来狂躁症患者的嚎叫声。不过，我仿佛觉得那嘶心裂肺的声音恰恰来自我的心底，那位狂躁症患者就是我，我就是他。而且，我越是这样想。越是觉得自己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时间变成一种折磨。
我从床上蹦起来，向窗户那儿奔去。软管末端的液体流到床上，针头断在了我的皮肤里，我却感觉不到疼痛。我看见窗外的一小片星空，有一艘飞机闪着信号灯掠过。那就是我的归宿了，来吧。
我发现自己站立的位置虽然只有三层楼，却达到普通居民楼五层楼的高度。——这是二战时日本人在这里修建的作战指挥部。房屋开间很宽，楼间距也很大，夏天不用空调都很凉爽，日本人投降后，这里一度被改作政府办公楼、军校教学楼、临时中学教学楼、最后才改成现在的市立精神病院。
我用手指扣住窗户边框，拼命地想拉开它。却发现完全徒劳无功，因为窗户边框直接靠在坚实的墙壁上，除非将墙壁推倒。我挥拳猛砸透明的玻璃，手指几乎骨折。玻璃咚咚咚地发出沉闷的响声，却仍然毫发无损。显然。它是由钢化玻璃做的，必须用铁锤才能砸开。——医院就是用这种办法将疯子与外界完全隔绝，让他没有办法伤害别人，也没有办法自杀。
只有通过门出去了。我三两步跑到门后面，把手放在门把手上用力旋转，门把手纹丝不动。我抬腿踹门板，它在我的脚下发出金属咣咣声。它是铁板做的，而且从外面被反锁了。
门外面响起范医生的声音：“左焰，你在干什么？快住手。”
“让我出去。”
“你是不是把针头拔掉了？”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手腕在流血。“给我开门。”我凌厉地吼叫着，她却依然用那种悦耳的声音毫不退缩地说：“那是消炎针，抑制脑部炎症的，你不想将它取出来吗？”
我的脑子重复着她的话：“你不想将它取出来吗？”??
我必须将它取出来。
她的策略一下就扭转了局面，房间一下安静了。
我放下高举的拳头，浑身松弛下来，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我的胸脯不再剧烈地起伏。我颓然跌坐在床上。大约过了二三分钟，我对门外的范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将它取出来？”
“打完针后就取，否则有炎症的风险。”她平静地说。
“通常不是在手术后才打消炎针吗？”她的平静影响了我。
她停顿了一两秒。“脑部手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先要清除体内的毒素。”
“那好吧。”
“我现在可以进来吗？”
我看了看自己的衣裳，除了有些零乱外，并没什么不妥。“您进来吧。”
“那我进来了啊。”钥匙插进锁孔旋转，门裂开一条缝。她的大眼睛在粉红色的医用帽沿下警惕而又大胆地望着我。
她走进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端起床头柜上的杯子递给我。“喝点水吧，方便面的味道太重了。”
我想起她将自己的面给我吃了，自己还饿着肚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为自己刚才的举动很是愧疚，“对不起！我刚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