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