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高的报酬。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和团里同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一次晚会，《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可是，他“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你等着，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边说边走，来到上场门，迅速接过“吊搭”，往脸上一挂。转回身来，再添几句：“苏三哪，太原府总算到喽。走了好几个月，我胡子都长出一把来啦……”他的沉着、机智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剧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四、欣游西北激情难已
父亲虽然入了伍，却算不得合格的军人。别的不提，就说那军风纪吧，他都很难按规定做到。穿军衣，风纪扣常常忘记扣好。军帽“顶”在他那大脑袋上，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团里开会，他往往人在心不在，灵感一来，就暗自编起戏词儿来。尽管领导并、不苛求父亲，他也意识到这“的确很不像话”，想努力改一改。不料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紧张、严格的部队生活，又要离开它了。
一九五四年，总政京剧团撤销，大部分演员转入宁夏京剧团。父亲则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当时，田汉对父亲说：“这样或许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闲。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父亲所谙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章回历史飞传》，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接着，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他又连续推出《剧孟》、《游侠郭解》两部长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剧作突出调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题，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又在反复阅读剧本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调动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经验，写成章回五贯》，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对理论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年黄药眠教授主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刚刚出版，他便购回连夜翻阅，以后又多次研读，字里行间画着各种符号标记，“天”上“地”下记着每次阅读的感受体会。当时，戏剧家阿甲正跟苏联专家学习体验派表演理论，父亲得知，便请这位好友来家转授。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笔请教，殷切之态可掬，仿佛一个小学生。学习理论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父亲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我们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父亲，渐渐变得谦虚起来。一次，观贤批评他由越剧《梁祝》移植的京剧《南山化蝶》，说这个剧本旦角戏大多，小生戏太少，有点“重女轻男”。他听了，连声承认“有道理”，还检讨说：“旧时编戏有个毛病，就是只顾因人设戏，而很少考虑内容的需要。我就有这个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参观团由著名诗人冯至任团长。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给父亲以巨大鼓舞，登山临水，进厂下矿，他每每诗兴大发，吟哦不已。游终南山，遥望群峰如翠，他顿觉置身“画屏锦绣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庙貌新”的杜公祠，他竟产生“诗圣招我来”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盏凤凰台”；登上建设中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激发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笔”的创作冲动……每一处，都在增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每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