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十五,“跃进”声中一病不起
在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时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对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亲这样一个旧文人,怎么竟安然无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他们问父亲: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等等。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