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十五，“跃进”声中一病不起
在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时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对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亲这样一个旧文人，怎么竟安然无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他们问父亲：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等等。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