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建议你回到那里，随时听我们的信，以防我有事找你。我不能向你保证，免得你希望太大，但你可以放心，为了弗朗西斯女士的安全，我们一定尽我们所能。现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要把这张名片留给你，以便你能保持和我们联系。好了，华生，你打点一下行囊，我去给赫德森太太发电报，请她明天七点半为两个饥肠辘辘的旅客准备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寓所时，早已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们拆开。
福尔摩斯看了电报又惊又喜。他把电报扔给我。
电报上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发电报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道。
“答案都在里面，”福尔摩斯回答说，“你还记得我问过你一个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个传教士的左耳，但是你没有回答我。”“当时我已经离开巴登，无法查询。”“的确如此，所以我给英国饭店的经理发了同样一份电报。这就是他的回信。”“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亲爱的华生，说明我们在与一个非常狡猾的危险人物打交道，这位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是亨利?彼特斯，是澳大利亚最无耻的流氓之一。在那个新诞生的国家出了不少这样道貌岸然的人物。
他的一贯伎俩就是利用孤身妇女的宗教感情，然后诱骗她们。他那个所谓的妻子，是一个英国人，姓弗雷赛，是一个得力的帮凶。我从他的做法上看破了他的身份，尤其他身体的特征――1889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发生过一次格斗，他的左耳被狠狠地咬了一口。华生，这些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居然落进了这对无所不为的恶魔假夫妻手里，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没准她已经死了，即使没有死，毫无疑问她也被软禁起来了，所以无法写信给杜布妮小姐或者别的朋友，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到达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曾经从伦敦经过。但前者可能性不大，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想要与大陆警察耍花招很难。后者可能性似乎也不成立，这帮流氓想要找到一个扣押人的地方不大可能。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在伦敦，可是目前我们无法说出她在哪里，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吃我们的饭，养精蓄锐，耐心等待。今晚晚些时我要顺便去苏格兰场找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谈谈。”但是，无论是正规警察，还是福尔摩斯自己高效率的侦破小组，都还不能揭开这个谜。在伦敦数百万人，我们要寻找的这三个人就像海底捞针，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追踪过线索，一无所获。登过广告，没有作用。施莱辛格可能常出现的每一个犯罪点，一一查询也没有。我们对他的老同伙进行监视，可他们找不到他。无奈焦虑的一周过去后，突然闪出一道光亮。曾经有人在威斯敏斯特路波文顿当铺典当过一个西班牙老式银宝石耳环。典当耳环的是一副教士的模样，胡子净光，个子高大。
但是，他用的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没人注意到那只耳朵，但从描述的情况看，十有**就是施莱辛格。住在兰姆旅馆络腮胡子的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我们这里三次了，第三次来时，离这个新情况还不到一小时。格林在焦虑憔悴中逐渐消瘦，那身衣服在他的庞大身体上越来越宽松，“如果你能给我点事做该多好啊！”他常常哭诉说。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已经开始典当那些珠宝了。我们应该现在抓住他。”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不幸已经降临到了弗朗西斯女士身上吗？”
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摇了摇头。
“看来他们是把她软禁起来了。情况很清楚，放了她就等于他们自取灭亡。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该怎么做？”
“那些人认不出你吧？”
“认不出。”
“以后他有可能去别的当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从头开始。
但是，他得到的价钱很公道，当铺也没有问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钱，或许还会去波文顿当铺。我写个条子，你拿去交给他们，他们会让你等在店里。那家伙来了，你就盯梢，跟到他的住处。但千万不能鲁莽，尤其不准动武。你得向我保证，没有我的通知和同意，你不得擅自活动。”
两天来，菲利普?格林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消息。我要提一下，菲利普的父亲是一位着名的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位海军上将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第三天晚上，他冲进我们的客厅，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强壮的躯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颤抖着。
“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他喊道。因为激动话都说不利落。
福尔摩斯安慰了他几句，然后把他按在一把扶手椅上。
“好了，现在从头把情况跟我们讲一讲。”他说。
“这次是他老婆，是一个小时前来的。她拿的是那对耳环中的另外一只。这个女人个头挺高，脸色苍白，长着一对老鼠眼。”
“正是那个女人！”福尔摩斯说。
“她离开当铺后，我一直跟着她。她朝肯辛顿路走去，我就一直在她后面跟着。接着，她走进了一家商店。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家殡仪馆。”我的朋友大吃一惊。“是吗？”他的声音都在发颤，表明在那冷静苍白的面孔后面有着深深的焦虑。
“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