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别动队在另一处地方采取行动，将一个名叫“加利埃尼”的“意大利教授”秘密绑架出来，经过动刑讯问，才知道他才是中国布党的实际领导者，俄国名字叫“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此人随后被秘密解送北京。
别动总队此次大获全胜，许石友和“王老板”都受到北京政府的通令嘉奖。
几天后，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年轻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
“我第一次来到俄国是在1922年9月底，当时我既不认识一个俄文字，无论是在俄国人中还是在外国人中也没有一个熟人，对俄国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来到俄国是因为法国（我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由于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加上《凡尔赛和约》的毫无成效，那里表现出一种贫血的样子，人们过着一种无目的的生活。而在俄国，无论是批评它的人们还是拥护它的人们都说，它抱着一种坚定的目的。”
“为了熟悉一下莫斯科这个城市，我不乘车，而是步行。我在莫斯科那些用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步行了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个男孩穿着棕色土布上衣，蹲在人行道上，两只脚中间放着一些值三英镑的一小纸袋的葵花子。一些买主纷纷向他走来。男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大衣兜里，女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口袋里。”
“从这个男孩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草鞋来看，我认为他是个农民。不一会儿来了个妇女，穿的也是土布衣服，头上包着头巾，肩上搭着一对旧的、有点弯曲的牛奶桶。她把那个男孩叫到自己跟前，然后他们就缓慢地向火车站走去。对他们来说，进行‘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的一天算是结束了。”
“在一溜慢坡的库兹涅茨克太桥上，在国家银行的大楼旁，站着一些妇女，她们每个人都是浓手拿着一个棉布做的白乳罩，背后面挂着一大串白乳罩在出卖。一个面部下方稍微发红的妇女一只手拿着5双手套，另一只手拿着6条头巾，表示愿意出卖。不远处，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战士摆了个货摊，做着火柴和烟卷的生意。”
“莫斯科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挤满了这样一些卖东西的人。五年来为法律所禁止的这种活动吸引了大批大批的人，他们指望从这种在大街上做的生意中能很快赢利。那些显然习惯于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则站在大街的角落里，用小车和儿童推车在贩卖没有硬书皮的旧书。在一些人行道上有人在出卖自己做的便鞋。一个鞋匠在为顾客钉橡胶后掌时，顾客一只脚站在地上，身子靠在墙上。”
“虽然已是9月底，天气日渐变冷，但是看来在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生意兴隆得多。不过商店每天都开门。我在早晨按时散步经过这些商店时，注意到了商店开门时的情况。他们先把木板从橱窗上取掉（从1918年11月以来，所有的橱窗都钉上了这种木板），然后隔着蒙了一层蜘蛛网的玻璃看到那后面是私有主摆出来的一个从外国进口的最好的香粉盒、两个从巴黎进口的香水瓶、一些绸缎手套和精致的瓷人儿。看来这一切都是旧的存货和个人家庭日用品，这些商品使人产生一种过分奢侈的念头。在下一个星期里，同一家商店从自己的木柜里展出了另一个橱窗：那是一个出卖便帽和呢帽的分店。这些帽子显然是店主的妻子在家里做的。”
“就这样，资本主义就在苏维埃俄国逐步抬头了。”
“我住在萨伏伊旅馆，设备十分舒适，吃的也很好，这是让外国资产者居住的惟一的旅馆。每天晚上我不是去看歌剧，就是去看芭蕾舞剧，或者是去看话剧，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经捷尔任斯基同志派来的一位同志的介绍，我见到了列宁同志。”
在写到“列宁同志”这几个字的时候，青年略微有些犹豫，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进行改动。
“如果我不事先知道列宁同志有病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他有病的。列宁同志看起来充满了生命力，非常健康。他起初坐在我们对面，后来他把椅子挪得离我很近，开始极其严肃地讲起来。他不时地面带笑容，有时甚至发出笑声来，他尤其是讥笑两件事：一件事是英国人在发明两党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由于有了两党制，于是一个党在吃力地进行着工作时，另一个党却能够在那里休息。”
“列宁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当然知道，在俄国只有一个党，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
“列宁同志讥笑的第二件事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这个联合政府用如果工党执政的话，就有可能爆发**这样的话来吓唬英国。列宁同志哈哈大笑着问道：‘难道有哪个人会相信哈德逊和他的工党能作到这一点吗？”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爱德华?赫里欧——他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实际上他们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的。赫里欧问道：‘有人把这说成是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说法对不对？’列宁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同法国的任何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