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设在崖顶的工作车很快就变得不够用了，那里仅能容纳两部接收机，而我们又需要增加更多的侦听频道。此外，我们还需要安装更有效的电话系统，以将所获情况直接转送用户，不必经过空军部而受耽搁。同时，我想由于敌人在我国沿海登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这批年轻的妇女在易遭袭击的沿海突出部的山头上**工作。多少使空军参谋部感到担心。当地有一个设在更远处悬崖上的雷达站，但与我们相隔很远。我们单位位于沼泽地之上，那里是一片平坦的海滩。夜晚，雾霭笼罩了沼泽地和宽大的海堤。崖边卷起团团白云。这时人们很容易就感到这个地区是敌人绝妙的登陆场。夜幕降临之后，万籁俱寂，薄雾环绕在工作车四周，掩盖了所有人烟生迹。此时此刻值班，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空军部决定将我们迁至以北的丘陵地带，那里设有一个前进航空站。我们搬进航空站边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大家都把它称为‘小红楼’，这里是最初截获敌方无线电话通信的地方。我们单位又增加了六名懂外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和数名空军无线电报务员及技师。我们于七月初到达此地。”
“这会儿，日本人的通信联络已开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我们每天都可获得有关他们航空兵力的新情况。我们收听到战斗机与战术轰炸机袭击机场和我国东南沿海护航运输队时空中传递的指示以及飞行中队本场下达的着陆命令。日本侦察机每天对海峡中的航道至少搜索两次。遇有任何动向，都将报回，故敌人有关护航队的任何通话都极为重要。每当我们得知我国舰艇被敌机发现后，便立即向上海的海军指挥部和有关防区的战斗机大队发出预报。他们接预报后马上派出战斗机护航。”
“有时我们听到日本飞行员向他们的地面指挥部报告我国飞行员‘喝醉了’(我国空军对飞机在海上迫降的称呼)，便立刻报告，我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队将尽力把落水的飞行员救出。战争初期，日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工作比我们强，他们行动极为迅速，并经常使用‘川西’式水上飞机抢救落在海中的机组。当时，我们的侦听部队没有测向装备。除非敌人用明语通话或使用密语坐标，否则我们就无法判定出事地点。”
“空军情报部逐步整编出一套完整的日本空军战斗序列，包括他们的实力、装备和位置，侦听部队从而可通过对方的呼号判明很多日军单位。消息来源包括诸多方面，如侦听部队、战俘、击落的敌机以及‘特殊渠道’。”
“搬到这里后。我们的宿舍设在驻有家属的营区，工作间就在那幢‘小红楼’中。现在的驻处吵得人不得安宁。飞机接二连三地起飞、降落或飞临机场上空，闹得人难以入睡。附近港口也经常遭到袭击。头顶上轮番出现呼啸而过的飞机，它们就像踏着机关枪和高炮恐怖的节奏在表演一场空中芭蕾舞。不管活到哪天，我都不会忘记被击落的飞机发出的刺耳尖叫，随后便是撞击地面引起的沉闷的爆炸声。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声响不知比以前多了多少倍，每一次都引起我一阵心悸……”
邓诗曼发出了一声幽幽的叹息，而就在这时，她忽然发现那位公主殿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旁，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
“这是你的战争经历？对吗？”伊莲妮问道。
尽管邓诗曼是用中文写的，但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公主殿下而言，读懂它并不是难事。
“对，这是我写的战争回忆录。”邓诗曼点了点头，招呼她坐了下来。
上峰已经交待过邓诗曼。这一类回忆录一样的东西。对这位公主殿下不用避讳。她想要看，尽管给她看好了。
“写的真好，我可以看看吗？”伊莲妮的大眼睛闪过企盼之色。
“当然可以。”邓诗曼说着，把笔记本放在了她的面前。
伊莲妮高兴地接过笔记本，迫不及待的接着看了起来。
“港口城市上空的气球阻塞网多次阻止了敌人的空袭。但那些肥大的气球在夏日照耀下闪烁着银光，它们也成为日本‘烈风’式战斗机最好的目标。风大时，会有几只气球被刮散，后面危险地拖拽着钢缆，空军的战斗机不得不追上去把它们击毁，落下来时就成了一堆银灰色的破片。每当我们见此情形时。总要欢呼一阵子。我想，当时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紧张的状态中得以一时的解脱吧……”
“没过多久，我们便同附近港口的海军部队建立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16日，他们通知说‘海瑞’号轻巡洋舰被日本飞机击沉了。这个消息使我们颇为震惊。我们加强了对敌军侦察机工作频率的监听，同时还逐步增加了对敌军可实施布雷作战的高速鱼雷炮艇短波通信的收听。我们需要每一份有助于挫败敌人袭扰的情报。”
“不久，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敌轰炸机，探照灯雪亮的光柱直刺云霄，高射炮阵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