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山、白河口、莱洲湾等邻近机场的作战室里情形相同，空军妇女辅助队员都坚守岗位，不断地标绘着敌人空袭的示意图。日本海陆军航空兵为了摧毁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将注意力转到我国沿海的雷达网。但人们忠尽其责的献身精神却不曾有过丝毫地动摇。在这场战斗中，作战室里的工作大多依靠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人们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对妇女能否承受战争环境考验的疑虑从而也一扫而光。在战争中我观察到，敌人轰炸初期，妇女总的来说比男人勇敢，但后来她们趋于消沉，而许多最初慌了手脚的男人能恢复镇定，变得越发勇敢。就此而言，男女之间并无多少区别。”
“有一天。敌人的轰炸比以往更为猛烈，我们单位的一个男人因过度紧张而精神崩溃，另外一、两个姑娘也泪汪汪的，缺少睡眠和敌军持续不断的轰炸对人的影响正在产生作用。当时我在妇女辅助队的值班员中资历较深，又刚刚晋升为下士。我感到人们的歇斯底里就要发作了。我不得不迅速地制止。生平第一次，我狠狠地打了那个男人几个耳光。效果正如我所料。倒霉的是，挨打的人军衔比我高。我的指挥官韦学昆上尉正好在为我国东南沿海建立侦听站外出选点了，我无法听取他的忠告，只好打电话给孙承祥少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担心受到军法制裁。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初的担心真是多余。”
“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看到这一段，伊莲妮点了点头，对邓诗曼说道。
不知怎么，眼前的这段文字，让她想起了那个曾经一直护卫在身前的骑士……
伊莲妮脸上微红，她努力的压下了那个高大英俊的身影，继续读了起来。
“7月下旬，我们截获的敌人通话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在渤海湾上空使用了涂着红十字的侦察机，我们把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协定的行径向空军部作了通报。我国军政当局向日本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严重抗议，表明今后对此类飞机决无豁免。有一架日本侦察机的飞行员已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总等着他‘开始通话’汇报情况。记得他的呼号是‘忍者1号’。他断定我们在侦听，所以总是喋喋不休地用中文对我们唠叨：‘我知道，支那侦听站，听见我吗？’他总是这样愉快地问道，‘怎么样，在你们头上扔颗炸弹吧？听着！呜……呜……’，然后他就对着话筒独自笑了起来。”
“由于他的与众不同，我不知怎么，竟然有些希望能够见到他。但战争是极为残酷的，终于一天我们接到指示，每次听到他通话时就立即通知第6战斗机大队。一天，他又来了，这一次第6战斗机大队出动了一架最新的‘火鹰’喷气式战斗机，突然向它发起攻击，他的飞机被击中起火，他也没能跳出来。我们听见他绝望地呼唤着他的母亲，咒骂着天皇和军部。此刻，我情不自禁地为他担心起来：‘快跳伞啊！快啊！谁来救救他吧！”可是这无济于事，他最终未能逃生。他的声音一直到飞机坠落出我们接收频率范围之外才消失。我走出房门，心里感到一阵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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