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明明知道当前自己应该像前世的一位伟人一样，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先将最主要的敌人干掉。但是如今的状况让他十分尴尬，自己就像‘光头’一样顶着元首的帽子，那就成了国无二主，天无二日的形势，即便不能前去征剿，也绝不会对其提供援助，否则就视同其为一国之主。
其实赵昺内心中视陈吊眼为平等的主权国家，联合其抗元也未尝不可，毕竟人家占据的地盘是被你自己弄丢的，而非从你手里拿去的，人家能抢过去是其的本事。而你仍然腆着脸去跟人家说，那地盘本是我的，还是还给我吧！那你不是傻子也会被人当成疯子。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招抚，让其接受自己的敕封变成大宋的臣属。不过赵昺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时刻，迫不得已才会归顺朝廷，寻找一个安身之地。不过以其曾称王闹独立的前科，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而想要在朝中谋个好差事几乎不可能，因而存在愤而出走却是有着极大的可能。
赵昺这么想也是有根据的：一则陈吊眼对宋廷并无好感，也非大宋顺民，其自十五岁起，便每年农闲均随父远出闽赣山区贩盐为生。十七岁时，其父因率众抗粮，击杀衙役而外出逃亡。从此他们兄妹二人只能相依为命，在宋廷高租重税的盘剥下过活；二则陈吊眼曾两次率义勇勤王，但是最终都是被朝廷当做弃子，用完了也就扔了，连个说法也没给，谁不有气啊！
所以赵昺以为没有信任的合作本身就十分薄弱，而又在人家鼎盛时期前去寻求合作，那么自己只能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甚至像太祖似的将华山输给了陈抟老祖，弄得国中多了块飞地。想起来心里就膈应，却又无法反悔，到头来成全人家的名声，自己却被当成笑柄。另外赵曽能在沦陷区建立根据地，一方面可以牵制敌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二者为日后的决战打下基础。按说陈吊眼有兵、有地盘，又有群众基础是个绝佳的选择。
可天不遂人愿，陈吊眼非要另起炉灶，让自己瞅着块肥肉吃不到，着急上火不说，还只能生闷气。而让赵昺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其在围剿下接受了元廷的招安，那样自己不但无法得到助力，反而会多一个敌人，不得不与其刀兵相见，且打起来以后自己不但会耗费巨大的物力人力，还会与闽地的畲族接下死仇，对以后的行动造成诸多的困难。
在赵昺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郑虎臣提出以潜伏在陈吊眼军中的探子，或是利用事务局的行动队将其暗杀，这样干净利索就将麻烦解决了。而赵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起码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陈吊眼是什么结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难成气候。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直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自秦朝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为止，爆发的起义只怕难以计数，可鲜有成功的例子，能当上皇帝的概率极其低下。而农民无法成为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更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再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起义”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陈吊眼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刚刚打下几座州县，聚拢了些人马就急于改元称王，却不是打牢自己的根基，做长远的规划。
此外就是所谓的基础，细分之下就是经济和人力资源。在中国古代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偶发事件引发的，灾害饥荒占据了大比例，而中国疆域广大灾难往往只能发生在一隅之地。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且他们不事生产，为了解决军饷只能靠不断的掠夺，就如同蝗虫一般吃光这片庄稼，就飞向另一片庄稼地，以致迅速蔓延，对经过的区域造成极大的伤害。
此种补充兵员的方式在军队中盛行，北征中也存在类似的做法，赵昺不相信只凭文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