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木图城内休养生息的三怪客也被这无情的一幕震惊了，恰好一位来自汴京的老朋友的来信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发生在夏国的这一场叛乱，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杭州到辽东，从海参崴到新天鹅堡，全世界的知识界都在关心这一场令人震惊的战争。
而因为战时新闻管制的缘故，驻在天中城的很多记者只能转发大夏王**部的官方新闻。而在新闻界里面却还有一句至理名言：不是你的文章不够好，而是你距离真相还不够近。
有幸从碎叶城的动乱中逃出生天的三怪客正好是一个难得的目击证人，他们发回到汴京每日读卖新闻的独家报道让这家报社一时间洛阳纸贵，三怪客合力撰写的《碎叶惊魂夜》号外的副本一时间被炒到二十文一份还有价无市。
黄阳把自己的感悟投给了开封的一份名为《西北湾》的月刊杂志，本来他只是想应约写一写有关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但却没有想到，国内的读者更关心的是那些回鹘人的命运，特别是陕西路的读者来信纷纷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担忧自己的邻居会不会半夜闯进家门，把自己的头颅割掉，然后凌辱自己的妻女。
而且朝廷似乎也在讨论这一种无声的变化，毕竟大宋帝国是一个形式上很民主的国家——至少有财产就有投票权，而有财产的人最怕死了。
有不少议员们在各自的四级议会上提出了临时的动议，建议采用一种简便的方式来作出夷夏之别——说起来，以夷变夏或者以夏变夷都是由传统的，关键就是在看提议者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态。
有人提议设立保护区，给番人划定一个区域，让他们在那个区域里自生自灭，但是士大夫们又担心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会日久生变。
也有人提议，颁发强制入汉令，就像大辽帝国早期做的那样，不承认存在什么异民族，强制同化所有人——只不过当年是契丹化汉人，当然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到现在不存在什么契丹化的汉族，只存在汉族化的契丹人。就像他们的鲜卑老祖一样，契丹与汉族早就是血脉相连，无法分离了。
长安府衙门在大家炒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已经开始心动了，一群“热情的本地居民”们浩浩荡荡地游行到了钟楼西北的大学习巷那里，把世代居住在在此的回鹘人店铺都给砸了个稀巴烂，然后给回鹘人的门上都贴上了一个大大的绿色交叉符号。
赶到现场的长安府、县两级差役们只是制止了打人和试图浑水摸鱼的行为，对于“本地居民”与回鹘人之间的冲突并未过多的干涉，很快，夏国的一些先进经验就流传到了宋国，在一些回鹘人或者其他番人稍多的地区，当地衙门都发出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建议这些番人出门的时候都携带一个证明自己是良民的证件，最好再穿上一件由当地官府特制的橘色或者绿色衣服（有的地方选的是绿色高帽，让人老远的就能看见）。
据说，这种“区别但是公平”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几百个教授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将番人与汉人用明显的区分符号标志出来，有助于宽宽汉人的心，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邻居是大大的良民，而不是潜伏下来处心积虑要看坏事的坏蛋。
而且区分之后，对于官府来说，也会省事很多，因为很多一时半会儿破不了的治安案件，比如说丢了一只鸡，少了一条狗，老婆怀疑家里的十文铜钱不见了，老公怀疑老婆和隔壁老王眉来眼去，现在都有了怀疑的对象了。
很快，许多常年的积案都宣告破案，大家也都发现，果然那些番人到底就是未曾教化之人，街坊们平时丢的东西都怪他们，凤阳县三个月不下雨怪他们，隔壁马寡妇老公死了三年又怀了一胎也怪他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切都怪番人们。
到了河北路，这一阵风刮得更厉害了，倒霉的对象已经扩大到了所有的番人——包括到了同为白种人的西班牙、英吉利和法兰西人的头上。
涞水县有一座天主教堂，传教士汤若望就被当地的乡民控告借“育婴堂”之名残杀中国婴儿，“开膛破肚，榨炼骨油，挖心取胆，秘制秽药。”虽然涞水县令觉得这太过于匪夷所思，但迫于民意汹汹，还是把汤若望神父暂时逮捕，交给有司发落。
这一事件还有其他地方（如青岛、徐州、保定等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级教堂，殴打神父和修女的事件，据知情人士透露，那些当地居民可能受到了一些和尚或者道士的煽动……）的排夷事件不得不引起了外交纠纷：五月初八，即农历端午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一起向大宋帝国鸿胪寺递交了国书。
当此时，西班牙王国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他的无敌舰队已经被海盗一般的英格兰人打败），他在非洲的西部和加勒比海以及中南美洲也同样拥有广泛的殖民地，是白种人的骄傲。法兰西王国是欧洲陆地上的霸主，它正处于未来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下（目前暂时还由红衣主教马扎然摄政），在北美洲有着名为路易斯安娜的殖民地，曾经多次与辽国人在地面交锋为未落下风，被称为基督世界的拯救者。荷兰共和国在东方的代表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他们是南海合众国多年的贸易伙伴，号称是海上的马车夫。这三家，再加上因为内战而停摆的英格兰王国（